焕展老师，一路走好！
作者：董建伟
虽然是暮春时节，可那个下午却特别灰暗，天边没有一丝云彩，空气中飘浮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阴郁。似乎一切都在冥冥中约好，善良而淳厚的焕展老师，在向人间作最后一次深情的回眸之后，悄悄地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，并且离我们越去越远……
真是人生无常，不久前见到他时，还约好等他身体好了，就再到我工作的基层来走一趟，再写他想写而一直未写的东西。可如今是说走就走了，脚步何以这么匆忙！心痛、扼腕之际，想想，累了一辈子的老师，其实也是该好好休息了！
在汕头、乃至整个大潮汕的新闻界、文艺界，陈焕展都是一个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字；他倾毕生精力为地方新闻界、文艺界所做的贡献，有良知的人们都是不会忘记的；他留下的那几百万字被称为“潮汕平原新风俗画卷”的新闻、文学作品，至今也仍是一座令我们为之仰止的高山！
从当年上海街头一个叫卖洋葱的童工走来，陈焕展老师七十三年的生命历程，既亲历了旧社会的贫穷与黑暗，又领略过解放后的阳光和困惑。但不管生活中是苦是甜，是荣是辱，他始终怀揣一颗正直善良的心，去烛照身边的一切；始终以一种真挚朴素的信念，去发现并诉说生活中的美好。仅仅因为读了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，便萌发想当作家的念头，十四五岁就开始给地方报刊投稿，居然经常被采用。解放前夕随家人从上海回到故乡汕头，不久便人伍成为一名记者。而后，历任《汕头日报》“韩江水”副刊编辑、文艺部主任、副总编辑，《汕头特区晚报》党组副书记、副总编辑、汕头作家协会主席。而从1948年开始写作以来，累计发表文学作品近300万字及大批新闻稿件，其中多篇作品获省市乃至全国奖，并入选各种选刊及读物。结集出版的有散文集《韩江拾翠》、《窗口的白云》、《阳光·草地》，报告文学集《乡恋》、《群星灿烂》、《潇洒走向前》等，也是粤东地区最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会员之一（另一位为《绿竹村风云》作者王杏元），并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届理事，汕头市政协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委员。
从上面这段可以说是浓缩了他一生的简历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是一位在地方享有崇高声望的知名作家和报社老总!然而，人们对他的尊重，却并不仅仅因为他创作上的成就，抑或是他身处的职位，而更多是缘于他厚道朴实的人格、以及不遗余力发现和培养新人的无私精神。在当年，有数不清的作者，第一篇作品都是经他亲手修改润色后发表于《汕头日报》“韩江水”副刊上的，不少人还因此和他成了忘年交。尽管现实中他并不擅言辞，也不善交际，为人处事又总是那么低调、谦逊，但同时又是诚恳的、发自内心的，总给人一种亲切和真实的感觉。至今仍活跃在潮汕地区新闻界、文艺界的众多中坚尤其是青年作家，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受过他的影响和扶植，并且当中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。
像八十年代后才逐步成长起来的众多本土作家一样，我个人在文学创作乃至生活工作中，也一直备受陈焕展老师的栽培和关爱。记得当年那篇小说处女作《相亲的喜剧》，就是几经他耐心细致地点拨，而后几易其稿，才最终发表在《汕头日报》上的。也还记得，那时《汕头日报》还在饶平路，有一次他约我到报社去谈这篇稿子，刚好碰上单位的理发师傅为他理发，他就让我搬张凳子坐到他对面，然后他一边理发，一边跟我讨论怎样修改稿子，从小说的结构，到人物的塑造，从情节的发展，到语言的运用，他就那样由浅入深，像拉家常一样让我听懂弄清。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后，参加当年全省业余文艺创作比赛，还拿了个优秀奖！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文学像一抹灿亮的阳光，在瞬间点燃一个乡村青年全部的梦，并使我从此有了一份美丽的守望！也因着这份守望，深深地改变并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走向。
那时，家乡贫困且落后，全村仅有大队部订的一份《汕头日报》，而每次当我辗转拿到这份报纸时，不是被揉成皱巴巴一团，也是残破不全的。我只能把它小小心翼翼地抚平，然后躲在角落一个人悄悄地将就着读。那时，老师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报纸上，或是写新闻，或是写文学作品。及至后来，经过老师多少心血的浇灌，我自已的作品，也经常刊登在这张报纸上了，并在各种征文中频频获奖。可不久，我就离开家乡到远方谋生去了。但即便是在他乡，老师也一直保持和我书信往来，鼓励我在逆境中继续创作，才使我学会在别人的城市，仰望到工棚上空的点点星光。于是，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，创作既成了一份令我难以割舍的牵挂，又像一盏温暖的小橘灯，照彻我生命中最伤痛的角落，使我在风雨中不致沉沦。
再后来，我回到了家乡，从机关的临时工做起，一边继续业余创作。这时，老师已是报社的领导了，也是刚成立的汕头作家协会主席。报社、作协担子两头挑，工作是更忙了，可这段时间，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季节，从《羊城晚报》到《人民日报》，从《作品》到《花城》，不时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，洋洋洒洒，既有散文小说，又有特写杂文，并以其清新朴实、飘逸灵秀的风格，在岭南文坛独树一帜。在老师这种影响乃至催促下，这段时间我也勤奋地写了一批作品，散发在《作品》、《南方日报》、《散文》、《散文选刊》乃至《泰华日报》、《欧洲时报》等国内外报刊，但发得最多的还是在《汕头日报》的“韩江水”。像那时的《美丽的黄昏》、《乡村退伍兵》、《霏霏细雨》、《女儿河》等文，依然是我此刻心中最深情的眷恋。是啊，“韩江水”就像是一道清澈甘淳的源泉，在某一个早晨，抑或是傍晚，从我的生命深处流来，至今仍滋润着我的心灵和笔锋。
1987年，在焕展老师、韩萌（归侨老作家）老师等人的引荐下，我从潮阳侨办调到刚成立不久的《汕头特区晚报》任“龙泉”版文学编辑，从此开始我时至今日的职业文字生涯。时隔不久，老师也从《汕头日报》调到《汕头特区晚报》任职，传奇般地成了我直接的领导。此后在报社近距离的接触，使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做人，他总是那么一丝不苟，绝不敷衍。也无论是职务变迁，他依然像一位平和慈爱的长辈，从不摆架子。记得那时报社条件还差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他每天总是自己踩着自行车上下班，每次看着他踩车时有些歪斜的身躯，我总担心他会摔倒下来。在报社那么多年，我还从没发现他因为某些得失，而和人家吵架或较劲。他就一直以一种谦让、勤勉、自律的作风要求自己，从不做违背原则和损人的事；并总是以发现他人的优点和美德为乐事，而往往忽略现实中的阴暗和不快！
也许有人会说，他的为人处事太刻板，在生活中吃亏是少不了的。但我总想，以老师在创作上的睿智和灵气，他并不是不懂权术，并不是不懂圆滑，那些个中的利弊，他也应是了然于胸的，只是他不愿意、也不屑于那样做罢了！因为他的灵魂深处，与生俱来就是高昂着的。正是面对这样的一位老师兼领导，在当时的报社，我也从不曾仗着与他特殊的关系，而有所张扬或散懒，而是处处以老师当年做编辑时为榜样，默默而快乐地为“他人做嫁衣裳”，勤恳而认真地编好每一个版面，从而与同事一道把当时的“龙泉”版办得风生水起，在刚成立不久的汕头特区、乃至全国都产生广泛的影响，并同样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作家。时至今日，“龙泉”版也依然是许多人心中一道美丽的彩虹。
与此同时，我继续坚持业余创作，并开始结集出书，还被破格评上中级职称。这过程，报社一些业绩平庸但其他不平庸的人，陆续被提为各个部门或版面的主任，老师心头肯定是有些想法的，但碍于我是他的门生而未敢坚持举荐我，或是根本就争不过人家。而我在当时其实也不太把这些当回事，只一心一意想当个好编辑、业余再写写东西就心满意足了，因而我也从不曾向他提过这方面的要求，并以此认为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
九十年代中期，陈焕展老师从报社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，本来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正是颐养天年的好时光。然而他却退而不休，因为依然担任着汕头作协主席，因为依然牵挂着地方的发展，他手中的笔，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耕作。而不久，我也因着某种情结，又调回到基层工作。虽然见面少了，但联系却一直没有断过。也曾多次邀请他到基层来走走，他总是高兴地答应，可就是一年年拖着，一直到大前年才终于下了决心，让我开车带他下来走了一趟。记得那一次，我和致和老师（知名农民作家）一起陪他看了农家，看了工厂，看了周边一些风景，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己经不是很好，行动也有些迟缓，但他还是一路兴致勃勃，并从来没有过的谈笑风生，回去不久还写了篇观感寄给我，后来发在我主编的一本地方月刊上。
本来，他的晚年是完全可以过得更有情趣和清悠一些的。然而，这些年假如你曾去过他的家，你就会不难发现，在他那窄小的书桌上面，经常堆放着一叠叠稿子和书本，那是许多作者要出书请他作序，那是一些刚出版的新书要他写评论。还有一些社会活动，如 “潮汕星河奖”、“汕头文艺奖”、“潮剧基金会”等等，领导钦点要他这位“老将”担任评委乃至亲自撰文推介。可这些年来，他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来，各种杂病也接踵而至，只是一种长年养成的社会责任感，使他对这些“要求”不好推却，这便注定了他几乎每天都有忙碌不完的事情。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段，我想，他的心也仍在为没能完成某一件事、或是某一篇文稿而感到深深歉疚……
这就是为潮汕文坛许多人所熟悉、并发自内心深深敬重的陈焕展老师！
那天，送老师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老师除了显得又瘦了，紧紧抿着的嘴角，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神态，仿佛又在思考着什么；就是身上那套米黄色西装，也定然是我们曾经见过的，因为只有庄重的场合他才这样穿。摆满灵堂四周的花圈挽联，此刻就像一树树洁白的梅花，簇拥着悄悄睡着的老师。要不是小外孙女那足以穿越时空的哀伤低泣，谁也不会相信，你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；要不是听着广东省作家协会发来的唁电，谁也不愿相信，此刻我们已然是阴阳两隔。那时，我多想伸出手去，可你分明已在另一个世界之巅。模糊中，我只看到一排排人，从你身边缓缓走过，向你作最后的道别。这其中，有特意从乡下赶来的农民作者，有工作在机关的文坛新秀，有现职或离职的市一级领导，更有许多曾与你朝夕相处过的老同事，每个人的心里，此刻要向你说的，都只有一句话：一路走好……
是的，一路走好，亲爱的老师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