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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弊病根源是儒家思想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孔子和孟子思想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，中国专制的社会一直被法家所覆盖，其目的是对人民的法治化，其核心是商君书。商君书简直是黑暗统治技巧的教科书。
儒家主张人民幸福，道家强调人民自由，而法家追求国家强大。
商鞅的“徙木为信”一直备受推崇。把一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是很轻松的事情，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奖金？百姓不敢相信，没人搬木头，商鞅便不断增加奖金，后来终于有人出来搬了。著名作家、学者李乙隆对“徙木为信”曾经这样评说：“官府要树立信用，有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可做，商鞅偏偏用一个不合常理的事来揭开变法的序幕，借这件荒谬的事让百姓明白，只要是官府颁布的政令，不管如何违背常理，百姓都不能怀疑，只要盲目执行，便能得到官府的奖励。李某一直坚定地认为，秦制恶法，必从愚民开始，把民众弄蠢之后，辱民、欺民、弱民、役民、驭民便是水到渠成之事，愚民是一切恶法之始。愚民既是恶法的受害者，也是恶法的拥护者。恶法反抗者的敌人，不止是官府，更多的是身边的同一阶层的愚民，愚民首先是告密者，即使没有官府的鼓励，他们也愿意打击反抗者，如果得到官府的鼓励，他们对反抗者更是穷凶极恶。他们的穷凶极恶还表现在，旧秩序崩溃之后，新秩序建立之前，他们摇身一变，成为暴民。”
商鞅认为，要消灭百姓中的强者，剩下的百姓自然都是弱者，只有弱者才会被君主随心所欲地驱策；国家体制应该成为人才晋升的唯一途径，底层百姓要想上升，就必须进入体制，舍此别无他法。国家垄断所有头衔和财富的给予（赏赐），国民获得头衔和致富的途径就是为国家服务。商鞅觉得国家只需要两种人，军人和农民（到了现代，还得加上工人），所有非工非农非军的人，都是小人，都要彻底消灭。那些不依靠君主（国家体制）就能谋名谋利的人，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。只要把一切可图名利的渠道都垄断了，老百姓只能祈求君主的奖赏，为了得到奖赏只能是努力耕种或打战，这样国家（君主）就会变得非常强大。
商鞅认为普通人越穷越好，还提出让老百姓变穷的两个办法：一是消除体制外所有求名求利的渠道，二是让老百姓不积累粮食。老百姓一有余粮国家就要收走，让老百姓家徒四壁，穷困潦倒。任何时候都要让人们生活在贫困中。由于贫穷，没有安全感，他们很自然地服从君主，并愿意成为国家的一个棋子。
商鞅主张重刑轻赏，认为君主应该让人民畏惧。商鞅认为，理想的国家以刑罚为主，奖励不能得到忠诚的下属，只有恐惧才能使下属不敢乱来。无论犯罪大小，一律严惩不贷，人们因此才会惧怕君王。
商鞅思想是极权主义的鼻祖，是以后历代皇权统治国家的利器。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是读书人自欺欺人的说法。中国的专制政体史，从来不按照儒家思想统治，他们把儒家当做外表，把商鞅、韩非子当做治国之宝。废除其他学派被独尊的儒学，其实已不是真正的儒学，而是在商鞅那里学来的一种宗教，即统一思想，消除一切与主流不一致的言论。
（未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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